罗纳德•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重塑了美国政治，美国保守主义的影响力在经历两个世纪的发展之后于里根执政时达到其巅峰，此后“里根民主党人”成为美国选举政治中的一个特定词汇，这是美国人绕不开里根影响的主要原因。而在经济低迷、面临各种挑战的内外交困情况下，里根曾经让美国找回自己力量所在的传奇经历，让美国人对未来葆有不灭的希望，这也是他们集体怀念里根的重要缘由。当年他的市场化导向改革，不仅在短期内收到效果，而且从根本上扭转了其经济模式滑向政府控制的危险，重新展示了自由市场的优越性，从根本上激活了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本文试图从这些分析中吸取对中国当下有益的借鉴。 自1988年里根离开白宫后，随着时间推移，他的遗产在争议中经过反复重新审视之后不断凸显出新的价值，且共和、民主两党都从不同角度挖掘出对自己有用的价值部分。1988年后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都争相标榜自己是里根理念的正统继承人，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任内的经济政策俨然里根政策的翻版，而奥巴马参选期间也频繁提及里根。就连指责里根是“战争贩子”、“梦游过历史的蠢蛋”的左派知识界也在一系列历史事件之后开始冷静反思里根之于今日美国的意义。 重塑美国地位 1988年，里根在离任演说中认为自己“重塑了美国作为山巅之城的地位”。1991年苏联解体后，公众和政界对里根的怀旧情绪不断升温。2004年里根逝世时，时任总统小布什说：“里根留给了我们一个他恢复起来的国家和他帮助拯救的世界。在他担任总统期间，美国摆脱了一个分裂的和自我怀疑的时代，由于他的领导，世界摆脱了一个恐惧和暴政的时代。” 当里根1980年入主白宫时，美国正经受着严重的信心危机。横跨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三任总统的越战动摇了美国在盟国中的可信度，也削减了美国对敌国的威慑力。在国内，正如基辛格所言，“战争引发了人们关于道德价值和国家利益的持续争论”，战争目的上的道德流失重创了联邦政府的信用，美国价值的认同感被日益增长的怀疑所取代。尼克松总统时期的“水门事件”进一步降低了中央政府的威信。此外，石油危机、伊朗人质事件、经济停滞等，使美国在国际上的行动能力受限，战略收缩给苏联扩张提供了空间。苏联在尖端武器和影响力范围上都赢得了对美国的优势。这些也让公众对建立在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基础上的政治体系产生了怀疑。 然而，里根接手的是1933年大萧条以来从罗斯福新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不断扩充职能的政府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开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人已经习惯于将政府看作是问题的解决者，而在竞选和就职演说中，里根都强调政府恰恰是问题的制造者。尽管这一说法在联邦政府威信大跌的情况下很有感染力，但是里根的减税主张让享受福利项目的选民担心会影响自身的生活境遇。为此，里根发表了多次演说，向公众阐述杰斐逊的传统自由理念之于美国的价值，并解释“减少税收的结果将是增加收入”的非主流观念。具体施政时，里根奉行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实行减税和小政府、严格社会福利受领、减少政府干预、减轻企业负担，加速了资本的形成，促成了1990年代的经济繁荣。里根启动的国防计划尽管带来了巨大的国债和财政赤字，让美国从世界最大债权国变为世界最大借债国，但举债建设国防不但改变了冷战的进程，而且为拯救美国经济提供了强劲的外部推力：因为强大的国防在保证美国安全地位的同时，帮助美国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科技优势。 确立军事实力与外交影响力之关联，是里根另一影响深远的遗产。越战后福特、卡特两任总统都秉持这样一种理念：国内矛盾才真正威胁着美国建立一个构建在自由社会体系上的国际秩序的能力。按照这种理念，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大范围战略收缩，给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提供了机会：1979年12月苏军开进阿富汗，苏联影响力大有超过美国之势。对此，里根认为前任的遏制政策和等待苏共内部矛盾积聚最终瓦解的观念过于消极，不足以应对咄咄逼人的苏联。他提出了“以实力争取和平”的主张，要求对武器系统进行投资，建立以高端技术武器为基础的强大国防；与此同时，里根通过改善与沙特的关系降低石油价格，以削弱苏联获得石油硬通货的能力。而五角大楼从1982年开始实施一项战略：把那些对苏联经济至关重要的技术鉴别出来，并据此制定限制其获取此类技术的政策，其中包括对供应商施压，迫使苏联在分配越来越有限的资源上做出越来越多的困难决定——扩大到技术层面的制裁，迫使苏联不得不寻找替代品，延缓了用来产出硬通货的天然气管道的建设。此外，为了打击苏联在中美洲的扈从国尼加拉瓜，中情局秘密向敌对国伊朗出售武器，以筹集足够的资金支持尼加拉瓜的叛乱活动。此事的曝光，为里根带来了无尽麻烦。但正是美国在1980年代采取的隐蔽外交、秘密行动、科技创新和持续不断地增加国防力量，以及一系列向苏联经济的转动装置上撒沙子的行动，加剧了苏联的资源危机，其后果不仅侵蚀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而且触动了苏共统治的核心部分。尽管学界一直存在对里根政府拖垮苏联观点的质疑，但有前苏联高官认为，是里根政府施加的重重压力迫使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改弦更张，以此来换取美国政策的软化，一位高官甚至将里根称为“苏联的改革之父”。 里根时代的政治实践 自1960年代当选加州州长到1980年代担任总统，里根也给美国政治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传统基金会研究员爱德华•李认为，“正如20世纪上半期被称为罗斯福年代一样，20世纪后半期可以被称为里根年代，而且会持续影响21世纪的美国政治。”不过同样面对困境，罗斯福通过政府来解决人民的问题，而里根诉诸人民的努力来解决政府的问题。 里根并非美国现代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但是他却在自己掌握的权力平台上将这一理念在内政外交各领域全面实施：经济上，他推动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把最高的所得税率从70%砍到28%，甚至把巨大的财政赤字作为一种战略，同时，在不影响共和党政治前途的前提下也削减了一些社会项目；社会文化上，他崇尚宗教信仰，重视家庭价值，主张每个人对自己负责，拒绝左派以“平等”名义“均贫富”；政治上，主张小政府，减少政府干预；军事上，力求扩张建立在现代科技基础上的高端国防，以实力谋求国家安全；外交上，立场鲜明地反苏联，其所基于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产生畸变的社会机制，应当从地球上予以清除”。 里根政府是非分明的道德理念，确立了后来美国对其所认定“独裁”国家采取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经济上的巨额赤字，也给后来的政府消除了赤字恐惧症，前副总统切尼曾说过，“里根已经证明了赤字不是问题”。这两点由于在小布什任内领会和执行得过分生硬，以致美国国内怨声载道，但这不代表里根的主张已经被现在的奥巴马政府抛弃，相反，它已经内化为美国民众的集体潜意识，并正在对奥巴马政府的施政进行纠偏。 从保守主义的理念出发，里根继巴里•戈德华特之后，带领共和党实现了大转型。1950年代，共和党由东部精英控制，在国内事务上注重实际，在外交政策上主张国际主义。那时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处于边缘，但民主党在南方的势力日益不满于越界的人权运动，西部崛起的力量也憎恨共和党对东部的控制，而像美国企业协会和胡佛研究所这样的保守派智库和芝加哥经济学派则积极宣扬自由市场理念。1955年威廉•巴克莱创办了《国家评论》，该杂志成为里根的必读刊物之一。这一年也被认为是美国现代新保守主义的起点。1964年戈德华特与约翰逊对阵竞选总统失败，但他的竞选活动将保守主义思想传布全美。里根在加州和华盛顿执政期间，保守派精英获得了决策权或者影响决策的能力，并拥有了自己的铁杆粉丝。今日活跃在美国政界的保守派人物 . “里根民主党人”也是里根留给美国选举政治的一大重要遗产。在1980年和1984年总统大选中，大批传统上是民主党人的北方工薪阶层白人选民在选举中倒戈支持共和党候选人里根，里根时代在国家安全上的努力和经济的繁荣给这一阶层带来了信心。选举政治学者对选区数据的研究发现，1988年很多受益于“里根繁荣”的民主党人继续倒戈投票给共和党人老布什。 反讽的是，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倾向于生命权的总统里根提名的两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桑德拉•奥康纳和安东尼•肯尼迪，在关于堕胎的著名案例“罗伊诉韦德”案中，奉行了司法能动主义，判定反堕胎的法律违宪。这实际上反映了民主党的立场，也为今天堕胎部分合法化奠定了基础。 出色的领导力赢得尊重 里根离开白宫后，尽管其内外政策曾经备受争议，但其出色的领导力却很少遭到质疑。他善于沟通，靠着理性和直觉能够把握公众内心的关切和敌人的恐惧脉搏。里根过世后，几名大学教授将他生前的著述整理出版，各界更是对这位曾被蔑称为“二流演员”的总统刮目相看。 里根担任演员、电视和广播节目主持人的职业经历，锻造了他富于感染力的口才。从政期间，他周旋于国会与媒体之间，做了上百次电台演说，为自己的施政理念寻求支持。在当时精神萎靡和国民自信受损的年代，里根通过电波向全国公众发表演说所传达的乐观与对未来的信心，堪比大萧条期间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对美国人的鼓舞，他也因此获得了“伟大的沟通者”之赞誉。 里根对苏联简单而直白的谴责曾一度为他带来偏执狂和天生白痴的恶名，但是他对苏共的预见却令人惊讶地应验在历史事实中。早在好莱坞当演员时他就对苏联进行抵制，他坚持认为苏联并非主张遏制战略的乔治•凯南所说的那样“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政府”，而是一种荒谬的畸变。而当里根的演说稿和著述得以出版后，人们发现昔日被认为似乎“跟着感觉走”的总统有着异乎寻常的阅读能力和广泛的涉猎领域，对政治发展道路、经济、军事、外交以及国家大战略都有着独立的思考，而且很多理念在他当选总统之前就已经定格。 相信团队的智慧和给属下预留施展空间是里根的另一政治智慧。和他的两位前任尼克松和卡特总统不同，里根从不将自己捆绑在繁冗的细节处理上，他关心的是大的战略规划。在用人上，他赋予与他观点相近、性情相投的政客以充足的空间。外交老手比尔•凯西为里根成功当选立下汗马功劳，按说国务卿的位置非他莫属，但是里根认为前北约盟军司令亚历山大•黑格的经验与风度对国务卿的工作非常重要，于是另外提名凯西担任中情局局长。凯西提出三个条件作为接受职位的前提，一是在任何重要外交政策的决策结构中他要享有内阁的级别和席位；第二，要在白宫拥有一个办公室，因为中情局总部设在弗吉尼亚的兰利；第三，要求总统保证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对他“门户开放”。没想到的是，里根马上同意凯西的全部要求。这样凯西无论在正式还是非正式层面都居于外交决策的核心，结果他对里根确立以实力促和平的对苏战略起了关键作用。另一边厢，作为里根两届总统任内的副总统，老布什在1988年竞选总统时，直言自己才是里根任内真正做事的人。里根时代的繁荣和自信，为共和党赢得了又4年的执政机会。 里根遗产越辩越有价值的特点，为他赢得了“与批评绝缘”的美誉。在2000年后进行的几次关于最伟大总统的民调中，里根的排名一直呈现跃升之势，跻身“最伟大”和“接近伟大总统”之列。在国际上，里根对抗苏联的外交也为他赢得了身后殊荣：2007年6月3日，波兰总统卡钦斯基授予里根波兰最高荣誉奖章“白鹰勋章”，以表彰他在支持波兰抵制苏联干预的行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总体来看，罗纳德•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重塑了美国政治，美国保守主义的影响力在经历两个世纪的发展之后于里根执政时达到其巅峰，此后“里根民主党人”成为美国选举政治中的一个特定词汇，这些是美国人绕不开里根影响的主要原因。而在经济低迷、面临各种挑战的内外交困情况下，里根曾经让美国找回自己力量所在的传奇经历，让美国人对未来葆有不灭的希望，这也是他们集体怀念里根的重要缘由。 里根经验的中国借鉴 分析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或许能从里根经验中学到些什么。我们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 上半年，中国资本市场一直在通货膨胀的威胁下萎靡不振，下半年又为经济增速下滑企业盈利增速暗淡而苦恼。股市的糟糕表现，只不过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黄金组合日益远去的一种映射。 虽然中国政府多年前就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定在8%这一相对保守的水平，但由于强劲的潜在增长率，实际增长率长期远在8%之上，并未导致通胀失控。特别是2003年—2006年的黄金组合，更是让人怀念。随着人口红利在2010年彻底消失（人社部统计显示，中国劳动力市场从2010年开始进入持续的供不应求），增长乏力通胀难消的“狗屎组合”开始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尽管笔者不认同用滞胀一词来定义这种经济状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由要素高投入支撑的高潜在增长率将随劳动力市场的永久性变化一去不复返。 在人口红利耗尽的情况下，需求管理无法在不引发通胀的情况下提高长期经济增长。提高潜在增长能力只能靠改善供给，而其唯一出路就在于深化市场化改革。美国当年陷入滞胀和走出滞胀的历史，对我们有着极重要的借鉴意义。 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严重冲击西方国家经济，但人们以扩张货币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冲击，结果是经济陷入低增长高通胀的泥潭。更要命的是，1950-1960年代开始主要国家政策向左转，政府对经济干预越来越深，奇高的所得税率、大量的国有化、对各行各业的管制，已令经济日益背离市场方向，经济活力早已下降，到了19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时，尼克松政府又愚蠢地祭出工资-价格管制手段，整个1970年代可谓一团糟，高通胀、低增长、多管制、低效率是当时经济的基本面貌。 英美国家后来是如何走出滞胀困境的呢？第一步铁腕治通胀，为宏观经济营造稳定的货币环境；第二步实行降福利、去监管的市场化改革，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即提高GDP潜在增长率。这两大步骤分别由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美英两国推动，效果卓著，史称“里根—撒切尔革命”。首先，将治通胀作为摆脱滞胀的第一步。1979年上任的联储主席沃尔克顶着压力较短时间内将通胀压了下来。这一政策还附带产生了一个宝贵的遗产，那就是美联储的独立性大大增强，直至今天白宫不干预货币政策已成“潜规则”。英格兰银行也借治通胀，逐步走向独立。 接下来的第二步是供给改革。里根总统在1981年出任总统时有四个关键经济目标：降低通胀、削减个人税率、缩小政府规模和减少管制。后三项政策都是对此前二三十年错误政策的矫正，这些政策激活了个人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消除了大量的官僚主义。在英国，二战后工党长期执政，大力推行国有化，最终导致经济竞争力大幅下降，沉疴在身，号称“英国病”。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严格控制政府支出，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美英两国的市场化导向改革，不仅在短期内收到效果，而且从根本上扭转了其经济模式滑向政府控制的危险，重新展示了自由市场的优越性，从根本上激活了两个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如何看待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本性质，它是否意味着自由市场经济的破产？对这些根本问题的判断，直接决定着我们的价值取向，绝对糊涂不得。有的人认为，危机宣告自由市场的不可行，甚至宣称是资本主义的破产，有的人则声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证明行不通，必须寻找第三条道路，有的人则浅薄地陶醉于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如果对中外经济发展的历史缺乏立体的认识，就很容易陷入这种闭目塞听或刻舟求剑的误区。 中国经济过往30年高增长的源泉在于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之所以能获得高于西方国家的增长率，一来自高储蓄提供的资本，二来自丰富的劳动力和勤劳忍耐的国民性（中国人年均工作2200小时，很多国家仅1600小时），三在于技术存量落差大而引起的西方技术溢出。在市场化推动下，上述三个因素的积极作用释放出来，提高了经济潜在增长能力。 远的不说，就拿2003年~2006年的“黄金组合”来看，其主要源泉就在于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进行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国企改革。这轮改革优化了产业结构，极大地增强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再加上加入世贸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使这轮增长持续时间长得出人意料，通胀则出人意料地来得晚。反观2009年开始的反危机政策，在没有市场化改革甚至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单纯地以需求管理来应对危机，其结果是一年多时间通胀就卷土重来。此次通胀来得如此之快，退得如此之慢，足以催促我们反思其原因。 可以预料，随着上述三个因素中后两个因素积极作用的消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缓慢且持续地下降，需求政策解决不了长期增长问题，如果运用不当，还会导致通胀长期化，令经济秩序陷入长期混乱。只有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才能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而下一步市场化改革如何进行，除了要参考自己过往的经验和教训，更有必要学习里根当年的做法：反通胀不能含糊，不要陷入以通胀刺激增长的白痴式思维；大政府要变成小政府，昂贵政府要变成廉价政府，政府角色定位要遵循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反垄断要成为国家下一步政策的重中之重，国进民退要及时扭转成民进国退；催生投机和寻租的、乱七八糟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要及时清理。